五个男人的灰色生活健康

●“我肩上是两个人的欲望”

我告诉他们，家里人生病让他们自己打车去，你不要送，浪费时间。社会就这么残酷，你要尽家人的情义，甲方转头就把活给别人了。

“你永远想象不到10年后自己是什么样子。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人往往只能跟随时代，随遇而安。”

北京城东，36岁的张玉彬，坐在装修效果极具冲击力的写字楼里难掩疲惫。“现在钱多了，头发少了。这是我最痛苦的事情之一，就是觉得累。”

张玉彬的理想随时代变化。小时候想做军官，上世纪80年代初“科学的春天”到来的时候，他的楷模是牛顿。1984 年考天文系没中而读了建筑系。“那时不知建筑能赚钱。现在看幸亏没去学天文。”

1996 年，他放弃了做大建筑师的理想，离开设计院，开始做自己的建筑事务所。为了赚钱。“我发现没有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你也不会有享受的东西。”

为了照顾家务，他的妻子放弃了外企的工作，这给了他更大的压力。“很多情况下为所爱的女人拼命做是一种动力。这个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每个人的压力都在增加。我是男人，我肩上是两个人的希望，或者叫欲望。”

开始极为痛苦。“我找设计项目，合伙人画图。3年，我晚上没有12点之前回过家，早上没有晚于8点出过门。”他对合伙人提出了严苛的要求。“我告诉他们，家里人生病让他们自己打车去，你不要送，浪费时间。社会就这么残酷，你要尽家人的情义，甲方转头就把活给别人了。”

2002 年，公司终于进入了良性循环。在拥有了写字楼和别墅后，他悲哀地发现自己陷入了恶性循环，“我已经停不下来了。丢掉一个小活我都有犯罪感。”

这应该归因于贪婪还是责任感？“也许我有钱会给别人压力，但是人家也给我压力，比我有钱的人多了。而且，公司现在有50多个员工，你要让人家觉得跟着你干值，就要继续拼命去做。”

无法停止还源于内心的恐惧。“我已经适应了每天换一件白衬衫的日子，你能想象骑自行车或者挤公共汽车不能开车的痛苦吗？我不愿意那样。也不愿意跟我干的人那样。”

“家庭基本都抛弃了，我回到家几乎有一种负罪感，分享家庭生活的乐趣？我做不到。”

“当别人用羡慕的语气恭维我的时候，开始内心会有一丝得意吧。但是现在不了……因为你付出太多压力太大，把这丝得意也冲淡了。”

张玉彬害怕一辈子这样。“我的生活就像查里·卓别林在影片《摩登时代》中所描写的，被固定在蒸汽机旁以极其危险的速度没完没了地车螺母和螺栓。”他又给自己设计了新理想：45岁停止工作，开着越野车到沙漠里游荡，以及，偶尔做自己喜欢的设计。但是一说出来就遭到了周围人的反对。“他们说我可以干到60岁。”

●“就像穿上了红舞鞋”

因为大部分中国人小时候太苦了，成功路也走得太难了，所以一旦有了点什么就握得很紧。所以，幸福的童年很重要，会带给他宽容与平和。

“就像穿上红舞鞋一样。”45岁的褚斯鸣刚刚开始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他这样描述欲罢不能、无能为力的感觉。“或者用咱们样板戏里的一句话：皇军要当你的家。”

5月10日一早，褚斯鸣到股市低价割肉后，如约坐到北京东四附近一家店里，忙碌地吃比萨饼，飞快地说着话。

褚斯鸣曾用一种充满优越感的语气来分析为什么中国人成功以后那么“舍不得”。“因为大部分中国人小时候太苦了，成功路也走得太难了，所以一旦有了点什么就握得很紧。所以，幸福的童年很重要，会带给他宽容与平和。”

褚斯鸣有一些引为自豪的家世。比如：曾祖父曾是浙江光复会的领导人，做的是推翻帝制的事业，“蒋介石曾是他手下的敢死队队长”。祖父一代是第一批出国留学的人，希望技术救国。父亲那一代带头去了延安参加革命。而他自己，也得益于总在时代潮流中，1986 年中美联合漂流队漂长江，他是中方队长；1990 年出国读书，回来后办公司、炒股票，42岁时还满怀热情地去了一家网站。

2001 年5月18日，他开始兴味十足地做“圆领部落”：从国外买了各色精致图案，印在精良的T恤衫上。“圆领部落”扩展到全国30多家店的今天，他发现游戏变成了生存问题，他终于不能再有过去的宽容平和洒脱。

“每天早上醒来，噩梦一样，我得给员工发工资啊，要付房租啊，供应商要来讨债。一团黑云压在头顶。一辈子要逃避的东西，终于还是躲不过。”

“生活再不是那么轻松好玩了。不光是我变了。整个社会都变了。在这个社会里，说一个人是好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人们倾向于用物质来衡量。比如新闻媒体说李嘉诚是全球华人的榜样，在于他成了华人首富，而不是他做过多少有益的事情。数量上的东西有改变，但是生活质量却下降了。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所以还要玩这个游戏。”

褚斯鸣描述他周围的竞争环境。“那些店都像南方一样开着门，为了顾客量大，进出方便。一个店里有20多个员工，噼里啪啦地拍着巴掌说进来看看快来买呀。旁边那家也是一模一样的蓝的白的红的大背心，只不过这个叫班尼路那个叫真维斯，也拍巴掌快来买呀快来买呀。他们的T恤可以便宜到19元一件，一年四季都像摆大摊一样地卖衣服，竞争到白热化的程明摆着没有任何利润了，但是大家全陷到里面，品牌服装做成这样有必要吗？”

褚斯鸣现在几乎没有时间休息，每天干个没完。“开始我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做做着就身不由己，我还不能甩手不干，那是流氓行为。你老人家不干了，员工怎么办？经销商么办？由于我面临严酷的竞争，我的员工的人力资本也要控制，他们被迫要工作很长时间，也可能挣到很多钱，生活的质量完全丧失，这是在拼什么东西呢？”

他的学者父亲曾翻译过一本书，关于涡轮资本主义。“就像涡轮发动机一样，每个人身其中都是身不由己。谁都在加速，你也在加速，没有人停下来问问，这是为什么呀。”

“我觉得这真不叫生活。想不干的时候，连退路都没有。我们被卷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狂竞争，这种竞争的残酷在于把跑得最快的人拉出来再比赛。就像奥运会比赛，最后只能有个冠军，其他人都是失败者。你必须爬到金字塔的顶端。”

更要命的是：去年，他结婚了。“人家就要做你一多半的主了。”

●“正因如此，才更觉得失落”

有时会在街上遇见当时一起插队的同学。这位给一家大的房地产公司做项目代理的同学总是抱一只毛发顺畅的小狗，春风得意的样子。朋友的关系自然越来越远了。